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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聪:我非常不赞成把《傅雷家书》当作圣经来读
作者:郭宇宽 梅冬 等 日期:2020年04月10日 来源:凤凰网读书


     在跨文化传播的世界,翻译家的名字总与译作共存同生,如林纾与《茶花女》,如梁实秋与《莎士比亚全集》,又如傅雷与《约翰·克利斯朵夫》。

      傅雷,一生专于法国文学引进,主要翻译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的著作,同时也把自己隐于名家背后,无数个蜡炬成灰的夜晚浓缩为书封上两个字。如今,人们再找寻关于他本人的事迹,多半只依托于那本《傅雷家书》,和被取名为“聪敏”的两子的追思。

       1954年,长子傅聪赴波兰进修古典音乐,傅雷、朱梅馥夫妇开始与之跨洋寄信,直到1966年两人决绝离世,傅雷一家在文学史上的留痕,几乎仅剩远在他乡的傅聪手中那近200封有拳拳之心、殷殷之情的书信。多年后,家书出版,人们才读到傅雷,同时也将傅聪的成功归于知识分子家庭严苛的教育,当然,还有说教、控制、父权等负面声音出现。无论如何,这些都不是傅家的全貌。

      今天,恰逢傅雷先生112周年诞辰,为纪念,为缅怀,更为重新认知《傅雷家书》,本文把由傅雷次子傅敏整理出版,已成为国际知名钢琴家的傅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过有关家书、父亲的对话内容摘编出来,作一导读。

      对于傅雷先生的家教背景、理想信念乃至真正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历来众说纷纭,而今能为其代言的,或许是墓志铭上那行字: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不要把《家书》当作《圣经》来读

      郭宇宽:傅聪先生,很多人了解您,往往是通过《傅雷家书》。

      傅聪:我已经听很多人说,我父亲的信写得那么好,当年之所以写下这些家信,就是准备发表的。我觉得非常荒谬,怎么会这么去理解呢?父亲是个译笔非常好的译者,文笔非常好的作家,但不能因此而说他是为发表而写的。

      我父亲是很刚正的一个人,他正式发表的东西都很严谨,很理性,当然也有赞美贝多芬那种热情如火的文字,但绝少婆婆妈妈,舐犊情深,正式文字里绝对没有。而给我的信里,他任真情流露,不加克制。假如他是准备发表的,用字会有分寸得多。

      所以我要借此机会特别声明:家书得以与公众见面,完全是历史的偶然。其中大部分书信,我弟弟一九七九年来伦敦,也是第一次看到,他爱不忍释,如对亲人······


      傅雷、朱梅馥夫妇

      郭宇宽:很多人心目中,印象最深的是您被傅雷先生耳提面命受过非常严格的教育。

      傅聪: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忘了老夫现在也六十八岁了,人家老是问我家书的事情,好像我还是个小孩子似的。不过,我自己感觉我还是像个小孩子似的。

      郭宇宽:很多人在自己的父亲去世以后,往往回过头来后悔当初没听父亲的话。您现在也经过了人生很长的历程,回过头来看看,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傅聪:我们是在同一条路上走的,就像爸爸信里说的那样,“儿子变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真的是这样。最近我看到当年他写给香港的一个朋友的信,里头有一段专门分析我的文字,哎呀,爸爸真是了解我,对我看得是一目了然,看到了骨子里头。

      郭宇宽:对于《傅雷家书》,很多父母是当作《圣经》来读的。

      傅聪:这很危险,非常危险,我非常不赞成。我跟你讲个故事。有个廖冲,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性格非常纯洁直爽,像个男孩子似的,音乐上也很有才能。她跟所有的人一样,很喜欢读家书,也被这本书感动,可是,她看了家书,对我说:“这样的父亲怎受得了啊!”

      郭宇宽:对家书,除了受感动以外,我也感觉出来傅雷先生非常可爱的一面:他多次提醒您,一定要多写信,多给他回信。可以感到您父亲有非常爱护子女之情,但是有一点唠叨。

      傅聪:那个时候他非常孤独,内心非常痛苦,有很多话只能够跟我交流,所以渴望我多给他回信。但那时我的音乐会很多,工作很忙,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父亲期望予我的对艺术的忠诚。这一点我是永远觉得很惭愧,很内疚。


      1954年,傅聪在波兰准备演出

      听众:傅聪先生,我在苏立群写的《傅雷别传》里看到,您七八岁开始学钢琴的时候,父亲经常在楼上听到您练琴不对劲,就会下楼来对您严厉地打骂。他的信条是棍棒底下出才子,当时甚至把您捆在门外。您后来成为艺术家,是因为您后来对音乐的一种天才,一种理解,起了作用呢,还是您父亲的捆绑之功?

      傅聪:父亲并不是因为我弹琴时候的顽皮,才把我捆绑在门外。其实,男孩子淘气,在没有开始学钢琴以前,就发生过多次这样的事情。我十一岁以后,中断了弹琴,那时候我就开始反抗父亲,很激烈,甚至于要出人命的呀!至于说他的信条是棍棒底下出人才,那是无稽之谈,父亲从来不是那么认为的,那是后来邻居得出的所谓结论。到了“反右”的时候,有人就拿这个所谓的信条来批判父亲。

      听众:傅聪先生,我们谈论到您的时候,往往会很自然地把您跟您父亲联系到一起。我想问一下,您父亲的成功,对您来说是一种光环呢,还是一种动力,一种压力?

      傅聪:怎么说呢,两者都是,不过压力恐怕是无形中存在的,并不是我 aware of it (感知)。有些朋友说,“你父亲对你这种期望,所以你永远有种压力”,我家里人也这么说过。他们都看到我有时候活得相当苦,活得并不那么容易。所谓苦,也包括痛苦,或者艰苦,两者都有,不过也不缺少欢乐。不要以为我永远在那儿哭哭啼啼,没有这回事,我笑的时候比谁都笑得痛快。动力嘛,假如一个人自己本身没有一种生命力在那儿,要靠外在的什么东西作为一种动力,我看这也是有限的。

       (原载《爱乐》二零零四年一、二月号合刊)


      不是父亲与儿子的问题,是学问的问题

      傅聪:其实我童年、少年时期,与父亲的关系并不融洽。直到十七岁,父亲看到我立志要学音乐,但没有问他要一分钱,觉得我很有骨气,很有志气。那之前我一个人在昆明滚打了三年,人成熟了很多,基本上已经与父亲有了那种朋友之间的关系。父子之间成为朋友是一个逐渐的自然而然的演变。


      留学归国的傅聪,与傅雷在琴边畅谈

      梅冬:当时,您妈妈在给您的信中也说到:聪儿,你像你的父亲一样早熟。

      傅聪:我出国的几年变化比较大,自信心也多一些了。一九五六年回上海,跟爸爸聊天的时候,那种特别的感觉,就是父亲和儿子真的变成朋友了!我说的很多话,他都会肃然起敬,我讲音乐上的道理,他觉得已经到了一个水平。对他来说,这不是父亲和儿子的问题,是学问的问题,在学问面前他是绝对的谦虚。

      我记得一九五六年暑假我到上海,在家里觉睡得很少,跟家里人有说不完的话,特别是跟我爸爸,简直是促膝长谈啊!谈的是各种各样题材,音乐、美术、哲学,真是谈不完。后来我回到波兰,爸爸给我的信上说,“谈了一个多月的话,好像只跟你谈了一个开场白。我跟你是永远谈不完的,正如一个人对自己的独白是终身不会完的。你跟我两人的思想和感情,不正是我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吗?清清楚楚的我跟你的讨论和争论,常常就是我跟自己的讨论和争论。父子之间能有这种境界,也是人生莫大的幸福。”

      梅冬:您还记得离开上海时,父亲的临别赠言吗?

      傅聪:爸爸的临别赠言,共实我从小就听他说过——先做人,再做艺术家,再做音乐家,再做钢琴家。对我来说,怎样做人是一个很天然的事情,我从小已经有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念——活下来是为了什么?我追求的又是什么?父亲说先要做人,然后才能做艺术家。艺术家的意思是要“通”, 哲学、宗教、绘画、文学……一切都要通,而且这做人里头,也包括了基本的人的精神价值。这个面很广,不一定要在琴上练的,而是要思考,我的这种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傅雷父子家中交流,母亲在打毛衣

      梅冬:您可以谈谈《家书》对您的影响吗?

      傅聪:凭良心说,《家书》我很少看,为什么?我不忍卒读啊!翻翻家书,我就会泪如雨下,就整天不能自持,整天若有所思,很难再工作下去。

      可是《家书》里说的话,我从小也听爸爸经常说,我自己说出来的话,就像爸爸在《家书》里头说的,我写给他的信,就好像是他自己写的似的。所以《家书》里的话已经刻在我心里很深很深。特别是父亲的遗传,我现在一想起,眼泪就忍不住了!那里边真是一个大写的“人”字!父亲那么纯真、简朴、平凡,可他有真正的人的尊严。

      对父亲,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受煎熬的心灵,他的孤独,内心的挣扎,与社会的不能和谐,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出国前我在北京的时候,他曾经用诗一般的语言给我写信,像写忏悔录似的,写大自然怎么样冰封,小草怎么样在严寒折磨之下长出来,应该感谢上苍。可惜那些信都没有了,假如还在的话,可能是所有家信里最感人的!

      我目睹父亲受苦受难,这也是我早熟的原因。我很早就看到人类灵魂的两极,人的灵魂里有多少又渺小又神圣、又恐怖又美好的东西啊!莎士比亚笔下的世界我很早就在家里看到了,哈姆莱特和李尔王的悲剧我也看到了——当然我这是举一个例子,井不是说我家里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家里那种大波大浪我是从小跟它一起成长的。这些经历不是人人都有的,这些经历也更使我有了人生的信念。


      1956年,傅雷夫妇与傅聪同游

      我当年在父亲身边的时间很短,真正学到的东西其实很少,大部分都是后来自己学的。父亲开了一个头,给我指引了一条路。但如果你们认为我的一切都是从我爸爸那里学来的,那就把他看得太大,也看得太小了!他不过是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一个非常突出的代表。

      我觉得我离父亲对我的期望还有距离,有很多地方我没有做到,这是非常惭愧的!有些原因是天性上的,在一般生活小节上,他比我严谨很多。他的写字台永远是一尘不染,所有东西都摆得井井有条。他做人也是严谨的,朋友来信一定回,如果朋友信中有什么话令他有感触的话,他会洋洋洒洒像写一本书一样地回一封信。我就依不到这一点,能打个电话就不错了,要我写信就太辛苦了!我在国外几十年,尤其是父母过世之后,基本上不再写什么中文了!多苦啊,写一封信要花几天,要真是那样,我也不用练琴了,得放弃了!那样的话,真是愧对江东父老!所以在《傅雷家书》里看不到我的回信,因为我不愿意发表出来,我觉得那些东西太幼稚了!那个时候的我跟现在的我,虽然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深度和广度上有距离。

     (原载《群言》二零零三年第一、二期)


      傅雷——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

      冬晓:《傅雷家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您有些什么想法,愿意向读者讲些什么吗?

      傅聪:父亲一过世,欧洲就有好几个杂志的负责人问我这批书信,因为在国外很多朋友知道爸爸给我写了许多信,我那时的妻子也收到他不少信。有个出版社多次问我,愿出高价,我都拒绝了。我觉得爸爸的这份家信是有永恒的价值,是一个很特殊的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我不愿意让这些书信成为任何一种好意或恶意的势力的工具。现在由三联书店出版,我高兴,但有时也有些doubt。

      冬晓:疑虑?

      傅聪:这词不好译,不是对某个人、某件事的疑虑,而是自己思想上的东西。含义不同,难译。

      我爸爸是个赤诚的人,不仅对我,对朋友也这样。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他的内心生活全部在信中反映了出来。但这些信都是五六十年代写的,都带着当时的时代气氛和他的心境、情绪。虽然他一直坐在书斋里,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跟当时的社会生活血肉相连。不过有些想法,我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可能会很不同。


       傅雷在书房里

      冬晓:那是反映了当时条件下,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

      傅聪:这些信的价值正在于此。刚才说我还有些doubt,就是说他在某个时期对自己做了相当多的解剖、自我批评。现在看,有一些可能还要回到原先的认识上去。如他一九五四、五五年到社会上去,看到了整个国家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深受感动,又说看了许多解放战争、革命战争时期的小说,补了课,使他感到他以前的“不能够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认识是书生之见。可是我觉得,他原来的这个见解却是对的。经过十年浩劫,甚至一九五七年以来的历史,证明了只问目的是不行的。也许我有点杞人忧天的doubt。爸爸在国内文艺界有一定声望,大家尊敬他,这些家书出版后,会不会对有些内容不能从本质上去了解,而只从表面上去看?

      冬晓:人们会理解的。在当时,他在信中反映的就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对国家的那种虔诚,那种热爱。他急于要跟上新的时代,急于要使自己融合到新的时代中去,所以他努力地跟随形势、否定自己,那是一种真挚的感情。

      傅聪:也许我在西方待久了。我认为,一切信仰没有经常在怀疑中锤炼,是靠不住的,是迷信。 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对造成现代迷信也有责任。知识分子应该像鸟,风雨欲来,鸟第一个感受到,知识分子最敏感,应该永远走在时代前面。可是我们也参与了现代迷信,没有尽到知识分子的责任。

      爸爸说过,“主观地热爱一切,客观地了解一切”。正因为中国人太主观地热爱一切,而不客观地多作怀疑,多怀疑就不会盲目闯祸了。爸爸基本上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说的“了解一切”,就包括怀疑。了解包括分析,分析就先要怀疑,先要提出问号。他在一封信里说:“我执著真理,却又死死抱怀疑态度。”死抱住一些眼前的真理,反而会使我们停滞,得不到更多的更进步的真理。我想我们的社会的确不应该死抱住教条不放,应该不断地探求新的真理。


       傅雷旧照

      冬晓:您认为这些家书中反映的最本质的思想是什么?

      傅聪:赤子之心。爸爸的信从头到尾贯穿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这个。

      看这些信,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概括这个人:他一生没有一分钟是虚度的,是行尸走肉的,他的脑永远在思想,他的心永远在感受。

      他是一个在中国最优秀的传统中植根非常深的知识分子(我说的是最优秀的传统,从屈原一直到现在的传统),同时又是五四觉醒的一代。他接受西洋的东西,绝不是表面的、生活习惯上小节的东西。现在在国外可以碰到很多生活非常洋化,西装革履,家里连中文也不说的人,可是这些人对西方文化根本没有一点点真正的了解。而爸爸为什么对西方文化能有真正的深刻的掌握和了解,就是因为他中国文化的根子扎得很深。


      钱钟书、杨绛在傅雷家茶会

      我爸爸责己责人都很严,是个非常严谨的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有着东方文化的根,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从西方文化中来的,他的那种科学态度,很强的逻辑性,讲原则,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优点,他是接受了这些优点的。他在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书时说过,他受这本书影响很大。罗曼·罗兰作为一个欧洲人,有这么个理想:希望能够把德国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两个民族的文化取长补短,创造一个更灿烂的文化。我爸爸一辈子追求的就是希望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间取长补短,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更灿烂的全人类的文化。

      刚才说的赤子之心,还要讲回来。我爸爸这个人也有很多缺点,因为他是个活生生的、丰富的人,他的缺点优点都不是一般的,都是比较大的。如他脾气的暴躁,一时冲动不能控制,可以使人目瞪口呆。 

      傅敏:可是他同时又可以是绝对冷静,很理智,很严谨。

      傅聪:那绝对如此,一切都很强烈,幅度很大。最主要的一点,是爸爸这个人完全是真的。这跟知识的高低,品质的好坏没有关系。

      冬晓:我第一次见您爸爸是在郑振铎先生那里,那时郑先生就说傅雷一辈子要为“赤子之心”受累。

      傅聪:他之所以是这么一个很特殊的典型,说到最后,他是一个本真的中国人。中国人的特殊之点是感性第一,这感性第一说到底就是赤子之心。所以他虽然一方面那么严谨,同时他又是一个大慈大悲的人,他的同情心非常博大,处处为人家着想,小处为儿子,稍大点为朋友,再大点为国家为民族着想,从他很多书信中可以看出这样的态度。抱了这样一种态度,再加上科学分析的能力,这样的人就是优秀的人。社会上都是这样的人,那这个社会就是理想世界了。

      我每次回国来,常常一点点小事就马上使我心里暖起来,马上就乐观起来,因为我还是一颗中国人的心,感情也是中国人的。我觉得如果东方人能保持这种赤子之心,而又尽量学习西方人的理智、逻辑性、科学精神,这就是我爸爸一直孜孜追求的世界文化的理想。


      傅雷与次子傅敏

      冬晓:请谈谈傅雷先生对您做人最可贵的影响和帮助是什么?

      傅聪:他最强调做人,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艺术,谈不上音乐,一切都谈不上。我觉得整个国家也一样,国家要好的话,人的素质要好,人的素质用简单化的方法来说明很危险,像小孩子看戏那样,这是好人,那是坏人。其实好人坏人的区别并没有那么简单。人类社会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一定会有矛盾,人也有智力的、品格的种种矛盾。后天能给人的素质以影响的除了感性上的东西——如新中国刚创立时全中国有那样一种气氛,我想那时候全中国的人都好像忽然变得好了很多,那是感性的东西,感性的东西占了很大部分。但单纯靠这感性的东西是不够的——一定要有理性的东西。我爸爸一辈子所追求的就是把感性的东西融合到理性里去,就是我刚才讲的信仰和怀疑的问题。

      你问我爸爸对我影响最主要的是什么? 可以用一句话说:独立思考。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绝不盲从。盲目的信仰很可怕,更可怕的是自己骗自己。

      我认为爸爸是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欧洲的近代文明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经过了四个多世纪的沉睡,除了经济基础,经济结构,整个制度从封建走向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是人的觉醒。那时欧洲资本主义还非常弱,但人已开始不安于人云亦云,不光是追求对宇宙提出问题,也开始考虑人活着为了什么。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考虑这个。爸爸的信从头至尾讲的也就是这些。有了这个基础,一切从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进步才可能巩固,才是真正的进步。

     (原载《与傅聪谈音乐》修订本,一九八一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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