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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杰:《近代学术集林》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宝库
作者:傅杰 日期:2019年08月06日 来源:澎湃新闻


       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兼任教授傅杰主编的马一浮书院专刋《近代学术集林》,选录百余家近代学者著作的稿钞本与旧刊本加以集中影印,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首批五种(60册)付梓在即。

       澎湃新闻经授权先行独家刊发总序全文。

       前贤身困道弥亨

       每展新编辄眼明

             ——马一浮

       《近代学术集林》主要汇编影印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学者著作,这是中国学术随着社会发生根本巨变的时期。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一八九八年,经学大师皮锡瑞为同心会作序,即因学派不齐、议论不一而感慨系之:

       学派有汉学,有宋学。汉学有西汉大义之学,有东汉训诂之学。宋学有程朱之学,有陆王之学。近世又有以专讲中国学者为旧学,兼讲西学者为新学。互相攻驳,势同敌雠,心安得同?议论或好安静,或好动作。好静主守旧,好动主维新。守旧者以为旧法尽善,能守其法,天下自治,当一切不变;维新者以为旧法尽不善,不尽改其法,天下无由而治,必扫地更新。一则近于道家清净无为,一则近于法家综核名实。分党竞胜,二者交讥,心安得同?今欲同心,当化不同为同。学派不齐者,当知汉宋之学,皆出孔门,不可分别门户,同室操戈,即西学非吾人所知,亦足以补中学之所未逮,但有一得,并宜兼收;议论不一者,当知一切不变,施之今世,固不相宜。扫地更新,望之今人,亦恐难逮,宜去其太甚,尽其所得。至于学派通矣,议论一矣。

       进入二十世纪,皮氏“学派通,议论一”的愿望非但没有实现,反因“孟陬失纪,海水横流。大道多歧,《小雅》尽废”,政局更迭,忧患频仍,跟政治纠缠在一起,更加争议不断,辨难无已,正所谓“争奇斗异各取胜,遂至荒诞无根原”,以致十来年后王国维在为《国学丛刊》写的创刊序中说: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新旧、中西、有用无用之争,都被王氏归为无谓之争。他下了大判断:“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其实他本人何尝没有学有新旧、中西、有用无用的观念,这里语气的决绝,态度的坚定,正是他对当时学界热衷争长竞短的浮嚣之习的抗议:新鄙视旧,西鄙视中,有用鄙视无用,反之亦然。学者不仅各执一词,标准也是因人而异——不论别的,王国维本人就因兼涉新旧中西,尽管受到广泛推崇,却仍有人嫌其太新,有人嫌其太旧。另如章太炎也同样获得了来自不同阵营者的截然相反的评价,即其《新方言》一书,或以之为谊属新学的开山,或以之为不脱旧学的窠臼。

       在特殊的时代,据形势的转移,最应该着力倡导怎样的研究风尚与研究方法是一回事,但是再值得倡导的研究风尚与研究方法,也不可能适应所有的学科、所有的研究对象,更不可能适应所有的研究者。研究者的天资不同,素养不同,学派不同,机缘不同,只要真积力久,确有心得,无论用什么方法从事的研究、以什么面貌出现的著作,都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是自古以来学术史的通例,近代也不例外。陈寅恪先生的“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固为不刊名论,但如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那样的“预流”之作别启生面,石破天惊,足开一代风气;而如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那样的“不预流”之作一循旧规,句栉字比,亦未尝可轻弃。只是多种因素交互影响,有的著作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有口皆碑的名著;但也有数不在少的著作则渐渐淡出新一代学者的视界,被部分遮蔽甚至被完全遗忘——何况这其中有一些,还是从未获得问世机会的稿本或抄本。

       毋庸置疑,章太炎、王国维等为学界公认的继往开来的大学者绝对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学术高峰。他们旧学邃密,新知深沉,天下翕然,奉为宗师。近几十年间,包括他们在内的不少杰出学者如皮锡瑞、廖平、严复、李详、陈汉章、罗振玉、张元济、孟森、梁启超、柳诒徵、陈垣、马一浮、余嘉锡、吕思勉、刘师培、吴梅、熊十力、杨树达、黄侃、钱基博、岑仲勉、陈寅恪、胡适、郭沫若、赵元任、顾颉刚、汤用彤、梁漱溟、蒙文通、容庚、董作宾、钱穆、冯友兰、傅斯年、李济、于省吾、萧公权、罗常培(上举仅限于部分十九世纪下半叶出生的学者)等的全集或准全集都已编录出版,有的部分已有整理本或影印本,但仍有不少学者或未必经典、或不够重要的著作没有得到较具规模的流通。而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而言,这些著作还有参考借鉴的价值;对于文化积累而言,这些著作仍是可资利用的学术史或文化史资料。何况选择何者经典,何者重要,有时还受到选择者眼界与水平的局限,未必就能形成终极的定见与广泛的共识,或还需要经受更长历史阶段的检验。即使学术价值不高,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也可成为后人总结教训的材料。如吴士鉴是较早关注并收藏敦煌遗书的学者之一,不仅在未刊文集抄本里有《敦煌石室古地考》、《敦煌石室残本修文殿御览书后》、《敦煌石室阃外春秋书后》诸文,另写过《尚书释文附校语》这样的专著。该书校录粗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受到经学名家龚向农先生的批评,龚著《唐写残本尚书释文考证》斥其“舛误孔多”,“疏漏已甚”。但我们要全面认识敦煌学发展史,吴著也是早期文献,何况亦非一无可采。有的更属绝学,尤非常人所易得其要领。有鉴于此,我们承上海图书馆等相关单位的协助,编录了这部《近代学术集林》,拟汇辑多家近代学者的著作,希望能为学术研究提供方便,也对文化积累有所贡献。

       丛书均为影印,或系稿抄本,或系旧刊本。

       稿抄本中,某些是未曾问世的,如夏敬观与吴士鉴的文集、沈曾植的日记。某些是已有整理本的,但稿抄本或有与整理本比勘的价值。稿抄本有的相对工整清晰,从事者如果细心负责,自可使整理本足以信据;但有的字迹较潦草难认,会给过录带来困难,整理本与稿抄本未必能全然相合,若经转手过录风险更大。我以前撰文指出过,同一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章太炎书信,姜义华、朱维铮先生编的《章太炎选集》据友人抄示的文本与马勇先生编的《章太炎书信集》过录的文本颇有异同,二者各有正误。稿本可便学者比对,所以我们也把已有整理本的《春秋左传读》等稿本编入了《章太炎著作集》。

       在刊本外再影印作者稿本,前人也有这么做的。如曹元忠的《蒙鞑备录校注》,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已收入《笺经室丛书》,后来王欣夫先生辑《笺经室遗集》,又影印了曹氏手稿,从中可窥见他校注时的增益。其书篇幅无多,这次我们就将刊本、稿本一并收录。某些著作已有印本,但其稿本犹存,且跟曹氏《蒙鞑备录校注》一样多见修改之迹,可让读者窥见其著述的历程。如吴士鉴的巨著《晋书斠注》,引书三百余种,“旁搜博考,异者辨之,同者证之,谬者纠之,遗者补之”,虽以篇幅大、涉及广,时有力不从心之处,曾受到杨伯峻先生《读晋书斠注书后》等文的批评,但问世九十年,迄今仍是《晋书》最完备的注本,近年由中华书局据民国十七年吴兴嘉业堂本影印,当初亦曾一印再印。叶景葵先生记:

       第一次印本错字最多,此第二次印本,业已校刻刓改。应再与原稿校对一过,以成定本。原稿系剪裁黏贴,岁久有散乱之虞也。

       这是叶氏一九四一年的题识。当年“剪裁黏贴”而成的吴著原稿,并未像他担忧的那样惨遭“散乱”,还保存在上海图书馆。之所以不曾散乱是因为鲜有人查,甚至鲜有人知。这次影印收入吴集,足备学者稽考,更望可为有像叶氏所希望的愿执原稿以校印本来做《晋书斠注》“定本”的学者创造条件。

       有的稿抄本上还有他人批校,如沈曾植《元朝秘史注》有陶葆耕、孙德谦、张尔田诸家校语,张尔田题记云:

       庚午夏重校一过。先生此注不及李芍农之繁博,而精审乃胜之也。经陶松存、孙隘堪两君校过,舛误无多,今复重勘,足称定本矣。

       这些前辈手泽,也都片言可宝。

       旧刊本也有不同的情况。有的印数甚少,如精研音韵与《周易》的徐昂,生前以线装自印《徐氏全书》,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辞世后始出齐。他的著作驳杂,见解独到,知音无多,所以尽管门人以及研究音韵与《周易》的学者并未忘怀于他,但徐著已殊不易见。某些民国时期的铅印本,甚至较古刊本还难保存,已经亟需抢救,再不影印化身千百,可能即将蝴蝶羽化。更有某些著作是以蜡纸刻写油印本问世的,如卢弼的诗文书信选集,薛学潜的《天文文字》。薛氏系晚清名臣薛福成之孙,从政之暇潜心钻研,成书数种。当代易学名家潘雨廷先生多受其指点,在潘门高弟张文江先生记述的《潘雨廷先生谈话录》中反复道及,也引过薛氏的《天文文字》,但其书更少流传。我们从前辈学者钟泰先生的文孙处获见油印者九册,张文江先生推断或属海内孤本,商得收藏者的同意,我们收入薛集影印,俾其不致湮没,留待后人研究。

       某些著作已有整理本,但旧刊经学者精校,由作者认可。如《章氏丛书》由章门高弟钱玄同、吴承仕校理,在章氏致钱、吴二氏的遗札中,可以看到从质量到进度,他都反复叮咛,一再过问,《小学答问》是否用原钞付刻,如何保证字体不走样,当中还有误字须改,以及《文始》刻木上石,谁写篆字最佳等,都是由章氏“钦定”的。有趣的是,他还明确表示过对“排印诸书”的不屑:

       廿一日接到手书并拙著十六部,自二十一年秋冬间经营创始,至今二稔而赢,始克就绪,虽历时稍久,然以视排印诸书朝耕暮获者,必不可同年而语矣。

       样本中的脱误,他都随时更正,嘱吴承仕“增改宜速”,须“督工人速为剜补”。那已是在章氏生命的最后时刻了,而他依然念兹在兹。是以《章氏丛书》校勘精善,字体美观,仍不乏收藏或参照的价值。所以我们将《章氏丛书》与《春秋左传读》等稿本一并收入《章太炎著作集》,以为整理本《章太炎全集》的参照。

       某些著作曾编集过不止一次,也有了整理本,但初编已罕见。如一九二七年王国维自沉,两年后王氏友人罗振玉主持编纂了《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是为王氏著作第一次大规模结集,当时颇具影响,伯希和还在《通报》上发表了书评。时隔近十年,参与前书编纂的王氏助手赵万里以罗编本为基础加工重订,纂录了更完备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是为王氏著作第二次大规模结集。其中有的文章,赵编本据作者校订本有所订补。而入集者也有增删,增者如《静安文集续集》,乃是从《教育世界》等杂志中补辑的;删者如《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因原拟另编王氏不含笺注的古籍校勘类著作而被剔除。如今已经有了新编的《王国维全集》,而赵编本也由上海古籍书店暨后来的上海书店出版社改题为《王国维遗书》一再刊行,但罗编本既有学术史上的意义,也是研究王国维仍需查考的资料,却已颇不常见,以致冀淑英先生在为赵万里写的传记中,都把罗编本与赵编本混为一谈。我们在丛书中特收《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以期为学者的考索提供方便(至于一般读者,我们仍建议阅读赵编本或新编《王国维全集》)。

        在首重未刊的稿抄本、批校本,次重校勘精良的木刻本,兼及稀见的石印本、铅印本乃至油印本的方针之下,搜罗学者著作编集影印。而过去有些影印本限于物力,常将四页缩于一页中,可资查考而不便阅读,更不易体现原刻本的精良。今则利用现代信息科技手段原大扫描。如卢弼《三国志集解》,收入本丛书的影印本显较以往的缩印本更为悦目。

       编录这部丛书的目标是务广存真,力图为学术界了解把握近代学术全貌提供若干资料。也许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写出较完备、较充实的近代学术史。在本丛书收录的《含嘉室文存》的《复由夔举云龙书》中,吴士鉴云:

       习斋颜氏之学,于朱、程、陆、王之外自辟径途,矫晚明空疏之弊,求孔门实践之功,闳识孤怀,独有千古。恕谷李氏承其师说,昆绳王氏复左右之,其时北方学者翕然向风。恕谷一游浙西,虽以毛西河之博辩纵横,亦复推为奇士,凡所著述,皆就恕谷折衷。即方望溪与恕谷宗旨互有异同,而读其《后集》,亦谓必传之书。自乾隆中叶,汉学标帜甚盛,纪文达撰《四库提要》,于颜、李两家未尽褒许,然谓颜氏于孔孟之旨会通一理,正未可谓之立异,谓李氏引而归之人事,深得圣人垂教之旨,是纪公未尝不推崇之也。唐确慎《学案小识》荟萃成编,初非定本。李次青作恕谷事略,而以习斋附之,渊源所自,轻重失宜,殆于两家书未暇深考。咸同之际,戴子高撰《颜氏学记》一书,表彰绝学,发微阐幽,而后博野之学,始大显于世。定州王氏又遍搜两家遗著,遍校刊行,承学之士益得取而读之。故近三十年渐有定论,盖骎骎乎与夏峰先生后先方驾矣。

      述颜李之学在三百年间的不同遭际,正揭明了收集印行学者的遗著对全面认识一个学者的意义。例如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吴士鉴的《晋书斠注》,治古史与古文献的学者类皆知之。但也许只有通过本丛书的汇集,才可能使更多的读者了解吴士鉴还编著过《西洋通史讲义稿》、卢弼还跟人合译过《宪法》、《法学通论》。不过需要声明的是,我们试图广罗学者著作,但做的并非学者的全集。编近人全集殊不易。稿本抄本分散在公私藏家手里,何况还涉及真伪的辨别。所以真要编录全集,即一家亦非经年累月不为功,如已出版的章太炎、王国维以及正在进行中的沈曾植全集等都是如此。我们只是依托上海图书馆等单位及部分私人藏家,利用现有的条件,抓住可能的机会,把较多近代学者的著作相对集中起来,便利保存,扩大流通。而我就即将首批付印的数种稍加检阅,其内容的缤纷多彩,已经令人目不暇接。

       夏敬观的文集向未刊行,稿本今存上海图书馆,虽不能尽免应酬无谓的文字,但不乏可采的学术见解与可贵的文史资料。如二十世纪的复旦大学,五十年代之后最重要的校长自系陈望道先生,五十年代之前最重要的校长当推李登辉先生。一八七二年出生的李氏在十九世纪末毕业于耶鲁大学,一九一三年成为复旦公学掌门,一九一七年复旦公学改组为大学,李氏担任校长二十余年。而继马相伯、严复出任过复旦公学监督亦即校长的夏氏则在一九四七年李氏逝世的次月,即向国史馆提交了《李登辉先生传》:

       君姓李氏,讳登辉,字腾飞,闽之厦门人。厦门滨海,其民多行商南洋群岛,辄久侨不返。君父讳开元,居积致富,治产爪哇,居巴达维亚红亚村,为大地主。既而以商败,倾其产,殁,家贫。君年十五,就学新加坡英华书院,旋赴美利坚国入耶鲁大学,历年久,且工且读,得文科学士。时中国尚禁立学校也。光绪辛丑,拳乱平,清廷悔悟,废旧制,许民兴学。乙巳,君归,从事外侨西文社志。未几震旦学校生徒以信教自由,拒隶教会,起创公学,易名复旦,丹徒马君良主之。余自良识君,与共朝夕理校事者三年,与为友者四十余年。君之蓄德淑行,盖余所深知而服膺者也。当光绪末,召试诸游学归者,君不欲往,余敦促其行。既试,赐举人,分部学习,君所学为教育,而签分外务部,君大笑,不顾而去。自是专志教育,不复一日离复旦。始复旦以吴淞提督署为校,辛亥革命,为军所占,几废,君假沪西李祠复之。既而身赴南洋诸埠,募金购地江湾,建筑堂舍,今之宏规,君启之也。君之设教也,诱掖来学,陶奖英异,增进校级,以达程大学,历有年所,实诸学府之先进者。自始兴迄今,群才继踵出,皆君弟子。君年七十,值寇焰方炽,校内徙,顾不克尽从,其留者仍赖君维系,敌不敢犯。寇平,校改国立,于是众议建登辉堂纪君勋劳,而君已病目眚矣。今年十一月十九日,竟以脑溢血卒,年七十有五。配汤氏,前卒。生子三,不育,以弟第三子贤政为嗣。君之友暨诸生徒,会葬君于八字桥长老会公墓。余与君交笃,且采众议,宜传君为世学者模范,因为文述君生平,为之传,备国史采择焉。

       该文字数无多,但作者跟李氏固非泛泛之交。他执掌复旦时李氏是教务长,“与共朝夕理校事者三年,与为友者四十余年”,故而既清楚地梳理了复旦发展的轨迹,尤明晰地记叙了李氏对复旦的贡献,把李氏“专志教育,不复一日离复旦”的经历呈现在读者面前,堪称珍贵的复旦校史文献。

       本丛书中其他若干未刊稿本与抄本也同样给我们提供了值得注意的史料。如甲午战争后,一度赋闲的袁世凯重获重用,得到了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的大权,这是袁氏政治生涯的重要关节点。而他获用之由扑朔迷离,众说不一,要以台湾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大家张玉法先生的长文《袁世凯的仕宦阶梯(一八八一—一九一一)》最为精审。张文详述袁氏早年备受李鸿章赏识,而当有志练兵之际,“除向盛宣怀、李鸿藻自荐外,亦设法争取兵部尚书荣禄、户部尚书翁同龢、庆亲王弈劻、宦官李莲英以及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的支持”,李鸿章不与焉。张文且进一步分析:

       袁世凯得到督办军务处及清廷的信任,据有关资料显示,似以三个人的关系最重要:一是他与军机大臣李鸿藻联络,受到李的赏识;二是得关外旧友王英楷的资助,到北京结纳太监李莲英,而李最得慈禧之宠;三是因道员张景崇之助,与荣禄拉上关系,荣禄乃将袁荐之慈禧。从日后的史实来看,李鸿藻确是最早保荐袁世凯练兵的人,但不久袁又失去他的信任。

       多种袁氏传记以及相关文字,未见周到如张说者。李鸿藻的保荐为袁世凯取得练兵权起了最关键的作用。但据吴士鉴记录,李鸿藻所以力荐袁世凯,则袁氏的至交、李氏的幕僚张孝谦的游说与引领功不可没——这似乎是迄今所有研究袁氏的论著中未提到过的。抄本《含嘉室文存》中的《书张顨之遗事》一文称:

       光绪甲午中日之后,廷议主战,合肥主和。时项城驻朝鲜,连电请兵,遂开战衅,水陆败衂,遣使议款。明年乙未春,合肥订约于马关,还朝复命,宠眷遂衰。于是开北洋直督之缺,仅令入阁办事。合肥固与翁常熟龃龉,而尤勿善项城也。项城归,谒合肥。合肥严词峻责,谓其张皇入告,致启边祸,辱国丧师,铸成大错。项城面发頳,噤不敢辩。时项城已简浙江温处道,不愿莅任,逗留京师,别图进取,京朝士夫,尠与相习。商城张顨之前辈孝谦方官编修,居合肥幕府久,与项城交尤深。项城与枢府诸公,惟常熟以旧谊,得一进谒。而李高阳名位声望,稍稍居常熟右,项城无由自达,谋诸顨之。顨之,高阳之门人也,亟游说于高阳。高阳令顨之挈以俱见,谈次颇赏其才,乃与常熟合词荐之恭邸。恭邸既见项城,亦谓其才气可大用,且以其曾居吴壮武军,略知兵事,而战败之后,重整淮军,思得人而任之。至八月而小站创练新军之命下矣。

       张顨之亦即张孝谦是吴氏最相得的前辈“益友”,吴氏文中交代:“余时与顨之同官,两共衡文之役,以道义相切劘,无旬日不诣顨之剧谈,至则项城必在座,故于此事之颠末知之独详。”复述及其后果:

      又明年丙申元旦,顨之诣合肥于贤良寺。坐甫定,合肥厉声曰:“吾闻慰廷练兵之事,皆顨之一人之力,有诸乎?”顨之猝无以应。合肥曰:“慰廷可练兵耶?吾恐大清之天下,将亡于尔河南人之手矣。”夫合肥即甚明智,于辛亥禅让之局,夫岂前知?特默窥宫廷意旨,誓将雪耻复仇,倘他日启衅邻邦,必召覆亡之祸,故不觉言之激切耳。而孰知竟为后来之先谶耶?

       吴氏所述,未必就是袁世凯获取练兵权的全部原因,他在文末且把袁世凯后来“纵横恣肆,藉兵力以更国体”都归于当初张孝谦的一手推动,更不免简单化之嫌,但他的叙述亲闻于当事人,有本有末,或可丰富我们对史实细节的了解。

       再如曾被钱锺书先生称为“一代学人”的卢弼,年辈高,交游广,与钱基博、钱锺书父子皆有交往,昔有钱锺书研究者考论钱氏与卢氏的文字因缘,已仅觅得《慎园诗选》、《慎园文选》,卢氏自印的书信集《慎园启事》则因印数太少无缘得见。其中除了致钱基博先生信,致钱锺书先生的信亦颇有内容,或对钱著《宋诗选注》有所建议:

       推陈出新,阅之快意,言语妙天下,雅俗共赏,鄙意开卷宜写凡例数条,一览而知内容,再阅三十叶之序文,一切了解。

或对近代诗坛大家有所讥贬:

       尊公近代文学史,卷末论梁、胡,为良史定评。大札论陈、郑、樊、陈,亦极公允。某君成见太深,进言不易。山谷、临川,咸有特性,流风所播,习为固然。某君推郑子尹为清诗巨擘。巢经本经生,阅其诗者尚须置《经籍纂诂》于左右参证,陶冶性情翻成苦境,边区枯槁之章,执中原骚坛之牛耳,可谓突起异军。南皮不喜宋诗,见苏戡序散原集,亡国哀音,先机已兆。某君于散原、苏戡外,亦称苍虬。老友徐芷升谓,仁先同年,人可爱,诗可憎。弟与仁先经心书院同学,院生皆年长者,弟与仁先齿最少……不意后来诗境,与昔日绮年玉貌,背道而驰也。

         以郑珍为清诗巨擘者夥颐。胡先骕《读郑子尹巢经巢诗集》称其“卓然大家,为有清一代冠冕,综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远驾乎其上者”;陈声聪《兼于阁诗话》称其“以经学大师为诗,奄有杜、韩、白、苏之长,横扫六合,跨越前代”,可谓推崇备至。卢氏放言无忌,直陈胸臆,对郑诗的评价未必人人同意,要不失为一家之言。

          少卢氏三十五岁的钱锺书实属晚辈。在《慎园启事》中,更有致胡玉缙、张元济、傅增湘、陈叔通、林宰平、瞿蜕园以及陈垣诸先生的信。陈智超先生所编《陈垣往来书信集》,一九九〇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其后“又发现了大批可以补充的书信”,二〇一〇年在三联书店出版增订本,字数已逾百万。其中收卢氏信一通,但在《慎园启事》中,另有一九三五年的一通:

       前奉佳章,至为感谢。《书目答问》著述家姓名略,有李潢,字云门,钟祥人(近日治考古学之李济之即其后裔);刘湘煃,字允恭,江夏人。刘氏又见《畴人传》,撰着极富,章实斋深重其人,为文推许之。大诗“楚材独阙笑南皮”,谓南皮举鄂人之少,则可谓未举,似未允。若以楚材论,则所列湘人颇多。鄙省学风不尚标榜,不能尽归咎于南皮也。拙题胡绥之雪夜校书图诗,亦有论《书目答问》事,录呈教正。大著闳富,过于竹汀,检阅目录,如入宝山。拙撰《三国志集解》已钞成,前以《魏武纪》送胡绥之审阅,绥之评谓考征议论,兼擅其胜,地理尤精云云,自系过誉之言。迟日拟将全稿携至旧都,就正左右也。

       替自己的老师张之洞作辩护,对陈垣先生就《书目答问》的非议提出商兑意见,附及陈氏以及自己著作的评价,这通失收的信较已入集者更有内容,自然是不应漏略的学术史资料。

       即卢弼诗集,亦多有可观。卢氏“少壮荒攻音律事,高生五十始言诗”,就诗艺言固非本色当行,但其学养湛深,见闻博洽,又喜以诗议人纪事,自道“绘凤雕龙惭不敏,聊将秃管写吾真”,故诗中有史料,有见识。如他是经严复授权的《天演论》最早的出版人,诗中一再吟咏:

       名刊天演初流布,骇俗当时诧异端。

       欲假太玄贻话柄,错将姓字列筹安。

       这是他的《近人杂咏》之一,其下自注:“光绪中叶,先兄木斋命余刊《天演论》于武昌,为最初刊本,幾道校稿犹存。”既揭示了《天演论》在当日的影响,又对严氏晚年名列“筹安会六君子”表示了异议。

       哲学名言天演论,侯官严氏创鸿篇。

       收归慎始丛书里,海内群推是觉先。

       这是他的《七十一岁自述》之一,其下自注:“伯兄寄严幾道《天演论》稿本,余校刊于武昌,原稿犹存,以后海上翻印多本。”就诗而论绝非佳作,但却别具史料意义。

     《近代学术集林》的编纂刚起步,上举只是最先付印的第一辑部分著作中所见的例子。现在来阐说这部丛书的价值与意义,一来为时过早,二来更不是浅学如我所能办到的——那无疑需要多领域的学者在将来共同的努力。但即便从这几个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已可推知这是蕴含极为丰富的宝藏,值得广大的同道来开采挖掘。我们为各集编了较详细的目录,并请编者或特约编者以外的专家撰写前言,对其人其书或略予介绍,或详加述评。如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别录》的《笺经室遗集》篇堪称简而得要,但以著作体例,自不必要也不可能展开详论。而严寿澂先生的《曹元忠著作集》前言,则从“礼议”与“经说”两端,详剖曹氏立说的背景与得失,或有助于读者对曹氏及其学术有更深入的体察。

      《近代学术集林》工程浩大,编务繁杂,尽管我们抱有良好的愿望,花了不少的气力,但一来囿于编者见闻,二来限于客观条件,绝无可能尽如人意。有的学者著作稿本乃至印本或藏于某些暂且不欲公诸于众的图书馆、学术机构与藏家之手,即使知道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何况还多有我们不知道的。但就我们目前的所知所能,做得不完备至少比不做好。如果能够越做越具规模,也欢迎其他图书馆、学术机构与私人藏家参与。我们已做的工作只是开端——唯愿算得上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忝为主编,我要特别致谢:上海归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黄曙辉先生对近代学者论著有浓厚的兴趣与广泛的了解,曾标校《通志堂集》、《十七史商榷》、《郑堂读书记》迄近代刘咸炘、张尔田、孙德谦等人的著作数百万言,丛书从策划到制作,很多具体工作都是他操持的。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黄显功先生与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王卫东先生领导的工作小组,在自资料检索至全书付梓的整个流程中竭能尽力,为成书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峰先生对丛书刊行积极支持,精心布置,使丛书最终得以现在这样既大气又雅致的面貌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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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一浮先生(1883-1967)

        二〇一七年岁末,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与浙江大学联合成立了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传习的马一浮书院。马先生早年执掌乐山复性书院,讲习之余,兼及刻书,有感于“儒术既绌,群书剖散”,草拟了庞大的刻书计划,认定“多刻一板,多印一书,即使天壤间多留此一粒种子”,无奈经费支绌,于是鬻字筹款,因作百句长诗《神助篇——为鬻字刻书作》以明志:

       亢龙行有悔,甘井自愿竭。

       无为无不为,此物非他物。

       种智不可断,浮生有时毕。

       古来达道人,孰敢爱其力?

       吾当罄形寿,收此煨烬籍。

       任取覆酱瓿,或作粪土掷。

       旦暮苟不尽,万一犹可接。

       后来到杭州主持智林图书馆,他设定的宗旨即“徐图甄采精要,纂辑丛书,示抉择于丹铅,寓精神于删述,存先民之榘矱,贻后学之津梁”,熊十力先生誉其“精意卓裁,于学术界大有贡献”。时光过去了半个多世纪,马先生选刻的书今人还在重印,继续为世所用。马一浮书院有志接续前贤尊经、重道、育人、刻书的传统,《近代学术集林》的纂集是书院的工作之一。我们自不可能具备马先生那般宏大的抱负与高远的眼光,但马先生为文化传承殚精竭虑的精神是后学应该也必须学习光大的。我们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能让这部向马一浮先生致敬的《近代学术集林》质量更好一些,读者更多一些,存世更久一些;能让这部冠以“马一浮书院专刊”的丛书跟马一浮书院一样,在当代中国文化史与中国教育史上多少留下一点不易磨灭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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